城管千年包公观后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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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城管千年包公观后感

包拯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。在任何一个职位上,他都关怀民生,锐意改革,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,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,都如实向朝廷报告,并提出解决办法,请皇帝“特降指挥”。在包拯看来,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。

包拯留下的著作,除一篇家训、几首短诗外,就是多达185篇的奏议,其中有55篇奏议,竟弹劾本朝官员多达61人!这61人中,贪官污吏首当其冲,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“庸人”也不在少数。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,皇亲国戚如张尧佐、郭承佑、杨景宗等,均在被弹劾之列。譬如,他认为宋祁“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”;张方平身为三司使,“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,无廉耻,不可处大位”。宰相宋庠,“自再秉衡轴,首尾七年,殊无建明”,却“安处洋洋,以为得策”,而作为宰臣,“与国同体,不能尽心竭节,灼然树立,是谓之过,宜乎当黜”。一时间,“包弹”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。

“包弹”中以“六弹张尧佐”最为惊心动魄,包拯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,尤其长久地为世人所称道。

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,原为地方小官,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,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,为张尧佐加官晋爵。张尧佐因养女得势,扶摇直上,任至三司使。包拯刚一主管谏院,便履行“以言为职”的职责,和几位同仁一起,弹劾这个“徒缘宠私,骤阶显列”的“凡庸之人”。谁知仁宗变本加厉,更委派张尧佐以重任,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。消息传出,朝野哗然,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,支持包拯,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。结果,建议无效,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,即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。

在廷辩时,包拯情绪激动,离开座位走近仁宗,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,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。包拯百折不挠,继续弹劾张佐尧,前后共达六次之多。他反复说:

五六年超擢张尧佐,群臣皆窃议于下,然而迹其过不在陛下,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……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,乃从谀顺指,高官要职,唯恐尧佐不满其意,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,此岂爱君之心哉?(《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》)

张尧佐久以非才……臣等累次论列。陛下欲务保全,乃曲假宠荣,并领要职。求之前代则无例,访以人情则不安。臣实忧危,罔知所措……况执政大臣,与国休戚,不能执守建明,曲有阿徇,成此过举,俾天下窃议,谓陛下私于后宫。(《再弹张尧佐》之一)

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执政大臣,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“私昵后宫”。封建时代,帝王雄居万人之上,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,作为臣民,要能够做到直言极谏,需要多么大的勇气!

(2)城管千年包公观后感

包拯对仁宗寄予厚望,他希望仁宗“薄赋敛,宽力役,救荒馑”,重现“幼有所养,老有所终,无夭阏之伤,无庸调之苦”的尧舜盛世。当时的现实却是,北宋王朝进入中期,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,因循苟且、贪污腐败之风蔓延,官僚盘剥,农民苦甚。因此,包拯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,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,这类奏议占到全部奏议的1/3。

其时,赋税名目繁多,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、支移以及头子、仓耗。所谓“折变”,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,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。折来变去,官员们从中牟利,纳税人负担加重。“支移”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。如果移地交纳现金,官方还要索取“脚钱”。“头子”与“仓耗”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,只不过后者找一个“仓库损耗”的名义,巧为立目而已。

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,立即上奏折《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》。奏议中说,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,却被官府折变为100文,外加脚钱、头子、仓耗40文,共计140文。这样“二倍诛剥贫民”的“非常暴敛”,必须立即取缔,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“纳本色”,即以实物交付。

同时,包拯发现淮南、江浙、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,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。他心急如焚,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,并由此推及“诸杂科率”,一再要求朝廷下令“权且停罢”。当时官府用物,均摊派给民间,虽云购买,却比市价低。这种强制性的临时赋税被叫做“科率”。包拯要求停罢或减轻苛捐杂税,可谓解百姓于倒悬,据《宋史?刘挚传》中记载,“民欢呼至泣下”。

包拯的这些奏议,反映的问题翔实有据,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,爱民之心,跃然纸上。在行文中,他还指责一些地方官吏“虽有前件圣旨指挥,本处官吏并不遵禀”,并具体指出:“发运司但务岁计充盈,不虑民力困竭,上下相蒙,无所诉告,为国敛怨,莫甚于此。”谁都知道,这种报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,但包拯直言谠论,并无顾忌。

包拯赈救的范围不仅包括灾难深重的农民,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。罢巡驿、保民田、除放欠、改盐法、救饥馑的奏议,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。这里还有一个例子。有一个叫向绶的人,为官不法,为上所察,他怀疑有人告发,私加拷问,逼其自尽。事发后,向绶故旧多方偏袒,诬罔告发者,干扰案件处理,导致“九十余人依旧收禁”。包拯上书,为被收禁者叫屈,充分体现了其惩恶扬善,以民为本的拳拳之心。

(3)城管千年包公观后感

包拯知端州时,曾赋《书端州郡斋壁》一首以明志:“清心为治本,直道是身谋。秀干终成栋,精钢不作钩。仓充鼠雀喜,草尽狐兔愁。史册有遗训,无贻来者羞。”清心才能寡欲,进退不失其正,故谓“治本”。直道而行,光明坦荡,是其“身谋”。包拯本来不以诗作著称,但这首诗却写得正气堂堂,风骨凛然,实可视做包拯立身处事的宣言书,也是其始终不渝的行动指南。

包拯服丧期满,在京城听候派遣官职。当时的官场上,拉关系、走后门的风气甚盛,宰相吕夷简的官邸更是门庭若市。包拯和吕夷简有同乡之谊,吕夷简以为他一定会登门求见,却久等不至,后来才知道,包拯到吏部报到后,就直接到天长当知县去了,这让吕夷简很感了一阵意外。从此,包拯在仕途上就沿着这条直道走下去,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,共计25年。

25年间,包拯从知县、知州、转运使,直到枢密副使,成为一名执政大臣,跻身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,全靠自己闻名朝野的政绩,当然,也离不开比较开明的仁宗皇帝的赏识与支持,正如他的门人张田在《孝肃包公奏议题辞》中所说:“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,有不可惑之聪,公欲必行其道于时,难矣乎!”

25年间,尤其任职台谏期间,包拯弹劾过不少官员,有时也不免因愤激而措词过当,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。但他依然在官场上破浪行舟,我行我素,甚至扮演了顶风船的角色,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镜,个人品格上白璧无瑕,连看不起他“素少学问”的欧阳修,也在《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》中赞美“拯性好刚,天姿峭直”,“晚有直节,著在朝廷”。

包拯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,用今天的话来说,他深深懂得“干部是决定的因素”。其奏议中具名推荐的,便有孙甫、张环、吴奎、范祥、韩贽、张田、吴及、赵尚宽等人。需要强调的是,他光明磊落,正直无私,没有一个被推荐的人是出于个人关系,更不要说拉帮结派了。所以他才敢于在《请复韩贽等台官》中向仁宗保证:“或不如举,臣甘当同罪。”真称得上是斩钉截铁,掷地有声。

包拯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,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(今广东肇庆),他也甘愿赴任,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。除长子病故,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外,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??那七封《求外任》的奏折,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,不在此例。

包拯执法如山,铁面无私。《宋史?包拯传》中记载:“拯立朝刚毅,贵戚宦官为之敛手,闻者皆惮之。”最典型的例子是,据司马光《涑水纪闻》所载,他知庐州后,“亲旧多乘势扰官府,有从舅犯法,希仁戳之,自是亲旧皆屏息”。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,堂舅犯法一视同仁,真正做到了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。

包拯曾说:“廉者,民之表也;贪者,民之贼也。”他发誓做“民之表”,曾留下家训,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:

后世子孙,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,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,非吾子孙。(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四《包孝肃公家训》)

几十年间,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,包拯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。他知端州三年,端州盛产端砚,其前任均借进贡之机,贪污多达数十倍于贡品之数的端砚据为私有,除个人享用之外还馈送权贵,大搞不正之风。包拯却一改前规,下令制砚数量不得超过进贡之数,离任时“不持一砚归”,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。

这段佳话虽然载在《宋史》,其真实性如何本来亦无法完全确认。但有意思的是,上世纪70年代,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时,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,而非端砚,这真不啻为这则历史佳话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佐证。

嘉?七年(公元1062),包拯在枢密院处理政务时突然发病,自此卧床不起,一代名臣,与世长辞。

包拯精神产生在特定的地域、时代、社会、阶级中,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,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难以磨灭的光辉,所以,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,超越了时空,乃至超越了阶级,称得上是历久而弥新了。

弹指一挥间,1000多年过去了。应该说,制度性的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为根本,也更为重要。但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,包拯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不论为官还是为民者的普遍敬仰。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没有过时的迹象。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、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,我都将勇往直前,义无反顾”,就是这种精神的回响,就是这种精神的光辉的闪耀。公明廉威、勤政为民,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,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据春江《包拯千年之谜?包公文化在海外》中说,泰国有一种洗衣粉十分畅销,因为它的商标叫“包公”,而且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:“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,就像包公对待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;本公司的经营方针,就像包公审判案件一样公正廉明。”也许包拯精神并不只适用于它的产生国,这则故事,大约能够说明问题了。

(4)城管千年包公观后感

包公,一个震古烁今、世代传颂的名字。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,包公集清官、忠臣、名探、神?于一体,成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,是万民景仰的“包青天”。在民间传说、戏曲舞台和影视剧中,他不仅秉公执法、断案如神,还能上天入地、服妖降魔,代表着中国民间传统中的最高人格化期许,千百年来,无人与之比肩。

然而,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包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?为什么他在华人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?他对后世的影响为何如此之久之大?今天上午,在合肥包公祠举行的三集高清纪录片《千年包公》首映式上,来自北京和安徽两地的各界人士分享了该片带来的震撼和启迪。

纪录片《千年包公》由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、中央电视台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,央视纪录频道和安徽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承制。摄制团队自2015年5月开始策划调研,同年8月正式开拍,历时一年奔波数万公里,先后奔赴国内的台湾地区、河南开封、广东肇庆、浙江宁波、安徽天长,以及国外的新加坡等地,进行实景拍摄、专家学者采访及历史再现,力图还原一个有血有肉、真实生动的包公形象。

中央纪委宣传部正局级纪检员、监察专员阎群力,安徽省纪委副书记车建军,安徽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、台长、总编辑庄保斌,央视纪录频道节目管理部主任石世仑共同为《千年包公》启播。

首映式上,安徽省纪委常委、省监察厅副厅长、《千年包公》总监制张志宏在致辞中说,合肥是包公故里,包公是历代清官的典范。“今天我们拍摄制作《千年包公》电视纪录片,就是立足充分挖掘优秀传统廉政文化,探索新形势下引导党员干部向善向上、廉洁修身、廉洁齐家的廉政文化建设新路径。”

央视纪录频道节目管理部主任、《千年包公》监制石世仑表示,纵观包公的一生,可以用16个字来总结,那就是“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、铁面无私、执法如山、嫉恶如仇”。他说:“在《千年包公》中,我们力图透过包公来展示中国优秀的廉政文化,纪录片对历史的正本清源价值得以凸显。”

安徽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、该片监制禹成明感谢各方对该片的支持,他表示,《千年包公》是一部联合摄制作品,立项之初就受到中纪委宣传部、安徽省纪委、中央电视台和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各级主要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,不仅对节目质量进行严格把关,还帮助协调摄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,力图将其打磨成一部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纪录片精品。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朱万曙在发言中表示,“包公的故事能流传至今长盛不衰,是因为他真正走向了民间,凝聚了民间文艺的元素,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纪录片《千年包公》的面世,必然能够起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。”

包公第34代传人、包公精神传承研究会常务理事包正军说,包公表现出的高风亮节是86万包氏子孙为人处世的楷模,更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宝贵财富。他表示,作为一个清官符号,长久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包公,其人物性格和内心情感几乎被忽略,而纪录片《千年包公》与以往不同的是,它依托丰富而详实的史料,以包公人生经历为主线,以写实手法再现了包公的一生,让“铁面包公”有血有肉地走向观众,展示了包公的可贵、可敬、可亲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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